时常，我站在风的对面回想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叫风草村的地方度过的，那时它叫作红旗公社向阳大队。那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一间邻街的房子里，那原是地主胡良家的一间偏房。那间邻街的房子有一扇很小的窗子，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窗前向外面张望，望那些停止不动的树或者不停走动的人。奶奶告诉我，人如果停下来就是死了，他的魂儿就出来了，那些魂儿像一些尘土一样在空中飘荡，她说她虽然看不到它们但能感觉到。奶奶告诉我，魂儿们喜欢在下雨天出来，但它们怕风，风会把它们吹出很远很远，所以在暴风雨中我们能听见魂儿们凄惨而绝望的喊叫，有时还能看到它们。它们像壁虎那样紧紧地抓住墙壁，房檐。尽管如此，大风还是会把大多数的魂儿吹走，它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那些停止不动的树或不停走动的人，这时我常在猜想魂儿们的样子，它们是如何抓住了树叶，以免被风吹走。我也能感到那些魂儿的存在，有时它们在经过我的窗前时也停下来看我一眼，有的调皮些的魂儿还把它的脸紧紧地贴在我们家窗子仅有的一小块玻璃上，挤扁了它难看的鼻子。我常被这样的想象吓出一身冷汗。但我不能不看。我的好奇心常常能克服住我的恐惧，直到更大的恐惧出现。
透过窗上的那块玻璃，我常看到一个瘦小的驼背的老人背着一个硕大的粪筐，从那块玻璃前面艰难地走过。奶奶说他就是地主胡良，我家住的是他家原来的偏房，正房成了大队部。那时我觉得地主该是硕大的、青面獠牙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这个瘦小而驼背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他这样的人怎么是地主呢？可不能瞎说！我奶奶看了我一眼然后瞟向了窗外。其实这个人也挺苦的，也没作过什么恶。我想再问一些有关这个人的事时奶奶已经岔开了话题。
那天我趴在窗前，看着树上的叶子，辨认着哪一片叶子上住下了魂儿、哪一片叶子有被魂儿抓过的痕迹，这时地主胡良出现了。那是我在那个黄昏里见到的*一个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上很滑，因此胡良走得也就异常缓慢。他似乎更加瘦小了，腰弯得很低，硕大的背筐来回摇晃着，敲打着他的屁股，他仿佛是借助来自粪筐敲打的力气才挪动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突然地感到了恐惧。仿佛他会突然转过身来，露出他隐藏很久的青面獠牙，把他的手伸向我抓住我的脖子……一股很凉的汗在我的后背上流下去后来都流进了我的心里。我几次想离开窗子但我的眼睛却不听使唤。它睁得更大了。于是，我看到了那一幕。
胡良在爬一个坡。说是坡，其实只是略高于路面而已，比大队的台阶矮多了，可胡良爬起来却显得异常费劲。他的右脚落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左脚才艰难地抬了起来，背上的粪筐被他撅起的屁股高高地举着，然后晃向了一边——胡良竟然被他的粪筐拽了下来，他倒退了好几步才勉强站住。停了一会儿他又重新向那个低矮的土坡爬去，真的，不是走而更像是爬，如此往复了多次，他也没能爬上那个坡——多年之后，我在写作诗歌《一只甲虫，它从树叶的高度落在了地上》时，我想到的竟是当年胡良的那个爬坡动作，他竟和诗中甲虫的形象发生了重叠。我写下了一只甲虫，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向一个树叶上爬，那片树叶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于是它一次次地落在地上，艰难地翻身，然后再缓慢地向树上爬去。这时傍晚来了，秋天已经很深了，甲虫再次掉了下来，比以往更重。它的背朝下，所有的肢体努力向上伸着，它已经没有翻身的力气了，秋天和死亡已悄悄地进入到它的骨髓……诗写到很后，在我脑海里的那个映象已不再是甲虫，而是胡良，他很后一次向土坡爬去。他摔倒了。硕大的粪筐扣在了他的头上，他的身子动了动，动了动，可他却没能再站起来，他的头就埋在了散发着臭味的牛粪之间。
我对奶奶说，地主不动了，奶奶，他死了。
我对奶奶说，地主是不是死了，你快来看看！
我说得没错。地主胡良就这么死了，被一个土坡绊倒了就简单地死了。我奶奶喊来了人。大队长刘珂走过去踢了踢胡良的屁股，然后朝着周围的几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有几个人拿来了铁锨。他们用铁锨把胡良抬了起来，像端着一大堆枯草或者牛粪那样地端着他，朝远处走去，许多人都跟着一起走向了远处。我三叔出来得晚了些，他的铁锨没有了用处，于是他就在人们的后面跟着，用铁锨端着遗落下来的牛粪。我不知他们去了哪儿，他们很快就走出了我的视线，从窗口的那块玻璃上消失了。黑暗慢慢地降临，我一个人坐在窗子前簌簌地发抖，我所能抓住的只有一个线团，甚至，我都不敢张口喊我的奶奶，我怕我的喊声被魂儿们听到。她也跟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见一团模糊的雾从那个土坡旁飘了起来，慢慢地落在了粪筐上，它比黑暗显得更重。
回来时我奶奶发了一阵感慨。很后她说，人要是这么死也挺好的，不疼不痒。谁说不疼不痒？我母亲说，胡良早就病了，他疼他痒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你知道什么。我奶奶愣了半天，她拿着筷子，但夹不起一片菜叶。
我奶奶说胡良被风吹走了，他的魂儿也就被风吹走了，一个人的消失就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我奶奶说每一个人都是被风吹来的，有的落下了，生了根，有的落下了又被风吹走了，还有的没有落下来就吹走了，反正每一个人都要被风吹走的。说到这些时我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她的眼越来越浑浊了，可她非要做出一副眺望的样子，我奶奶说，别看她看不清现在的东西，可她能看清过去，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时常来到她的眼里，跟她说些这样那样的事，有些事她是早知道的，而有些事她从未听说过。我奶奶说，她能看见村上每一个死去的人，无论他死了多长时间。我不信。这肯定是夸张，胡二的死我奶奶就没看出来，我问我奶奶你看见胡二了吗，她瞪着眼睛浑浊地看了好大一会儿，很后只得承认，她没有看见胡二。他那种死……我看不到。再说他才死了几天呀。
胡二死去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也就是说没有丝毫有人要死去的征兆，可胡二就死了，是自杀。他被线枪打得血肉横飞，众人赶过去时他只剩下了两条还算完整的腿和一团团黑糊糊的肉，整个瓜棚都变成了黑色，浓烈的火药味儿在两个月后仍然未能完全散去。很多人在对我奶奶进行描述时反复强调了线枪穿过胡二身体时的那声巨响，他们说他们的耳朵里仿佛钻进了一只尖叫的虫子，他们说房子都出现了晃动，一些尘土被震落了下来迷住了某某的眼睛。我奶奶说她也听见了，线枪的声音响起来时她正在缝一条棉裤，因此她的手不由得颤了一下，针直直地扎入了她的另一只手的手指。我奶奶说我也吓坏了，直往她的怀里钻。我没说什么，偷偷地白了我奶奶一眼，我奶奶在说谎。我根本没听见什么声音，那时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透过窗口的玻璃向外的张望上，按说我是应该能听见线枪的声响的。胡二干吗要自杀呢？我奶奶问。
是啊，胡二好好的，干吗要自杀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千奇百怪可是没有一种回答能让我奶奶满意。一个看守果园的人，有吃的，有穿的，每天的活只是给苹果树除除虫，施点肥，再就是把线枪放在果园的隐蔽处打那些窜来窜去的兔子（其中也包含对人的威慑），这样一个人，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呢？
在关于胡二之死的猜测还层出不穷的时候，他的死已给我瘸腿的二叔带来了不小的好处。我二叔顶替了胡二的位置成为果园的看守人。二叔拖着他的瘸腿和衣物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转了三圈后高高兴兴地上任了，他窥视这个美差已经有两年了。
两个月后我被二叔拽到了他所居住的那间草房，那里原是胡二居住并自杀的地方，如果不是我二叔的坚持我才不会去那个地方呢。焦糊的气味和我二叔的气味混在一起散发出来，它们紧紧地堵住了我的鼻子。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喘息，他的喘息吹动了我的头发，凉凉的，我伸出有些黏的手用力地抓住了二叔的手指。——你干什么？我说：有魂儿，胡二的魂儿……我二叔愣了一下，随后咯咯咯咯地笑了：你奶奶又唬你了。什么魂儿，害什么怕。我问他真的不怕么？二叔拍拍我的头：像二叔这样的瘸子，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也没人把我当人看，我还想死呢你说我有什么可怕的？
后来我看着我二叔在果园的一角安放了线枪。他一瘸一拐地拉着线，有几次他都把线枪给拽动了，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紧张，我仿佛看到了胡二身上所发生的一幕又在我二叔的身上重现：一声巨响之后，我二叔来不及叫喊，他的身体就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在风中，他倒下去，被沙子和火药击穿的部位向外慢慢地涌着血，同时涌出的还有已变成黑色的沙子……我的心堵在了嘴边。我在张大嘴巴时不小心把它咬破了，一股咸咸的液体正悄悄地涌了出来——放好线后二叔笑嘻嘻地朝我走来（后来我想，他如此放线肯定是有意让我紧张）。他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把我拉到他的屁股一侧，我看着他正在把一棵含在口中的草叶慢慢地嚼碎。——你又害怕了吧？其实没事，我，没往线枪里装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二叔再次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一棵苹果树上来回地晃动着——对于我二叔来说，我的紧张是他生命中多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啊！
后来我们大队被风吹来了很多的人，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是来自天津的知青。他们的到来在红旗公社向阳大队引起了不小的风暴，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向阳大队的生产队长刘珂用一种相当平稳的语调对知青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他反复用另一种语调强调，知青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听着，我奶奶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们是让风给吹来的，他们能在这个穷沟沟里呆多久呢？说不定哪一阵风来了，他们就又被风吹走了。
就让我说说那些被风吹走的人吧。
如果不是连年的大旱，屁虫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在我们大队呈现出来，她会像一粒被风吹来的草籽而后不留痕迹地被另一阵风吹走，可是大旱却在知青们到来的第二年来临了。恶毒的太阳几乎要挤干地上所有的水分，在我们村东一直是深不可测的漳卫新河竟然露出了它的整个河床，大队上的一群鸭子每日都要千辛万苦地跋涉一番，它们时常溯流而上寻找水或者鱼，很后，那些鸭子开始用嘴挤压淤泥中的水分，于是，每一只鸭子的嘴上、身上都沾满了淤泥，肮脏得难看。就别提那些庄稼了。村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提到它们，到了秋收时社员们知青们把庄稼割下来胡乱地堆在打谷场上，就像是堆放的一堆烂草。据说那几年的干旱几乎是全国性的，*已经调用了战备用粮可是仍是杯水车薪，饥饿来临了。每日四两的定量让每一个人的眼睛都饿得发蓝，我们大队的每一个人都依着墙角摇摇晃晃地走路，他们就像地里的庄稼那样打着蔫，缺少力气和水分。尤其是屁虫。像他这样来自大城市的孩子根本就过不惯我们农村的生活，何况是饥饿啊！他只剩下了一个硕大的头，硕大的眼睛，单单那双眼睛的重量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他在下滑。如果没有墙，没有树，没有推车或者什么，屁虫是无法站住的，即使如此，他也禁不住前后左右地摇晃，如同一个得过脑血栓的老人。村上开始死人。有的老人或孩子就在摇晃中一头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他们的身体像树叶一样轻，其余的重量都被他们的魂儿给带走了。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我奶奶说饿死的魂儿是很惨的魂儿，很弱的魂儿，也是很轻的一种魂儿。它们会很快被风吹走的，风能把它们吹出很远，它们的手上没有力气，抓不住屋檐也抓不住树叶。说着我奶奶的眼睛就流泪了，那时她的眼睛已经被厚厚的白色的东西给堵住了，她的泪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我奶奶很后也成了一个饿死的魂儿。每次趴在窗前，我就感觉奶奶的魂儿也停下来看着我，那感觉如同是一缕光射了进来，同时还有些刺痛。一个月后有一场嚎叫的大风在我们的房前刮过，它吹动着树叶同时也吹动着树干，它似乎使我们的房子也发生了摇晃——我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我泪流满面。我的母亲、父亲和二叔都有些大惑不解，在他们的追问下，我用一种极其悲伤的声音回答了他们：我奶奶的魂儿被风吹走啦，她再也回不来啦！
（是的，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感觉到我奶奶的魂儿在什么地方出现，她没有再来看我。她那么老了，又那么瘦小，被风吹出那么远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该怎么生活呢……）
在大旱延续着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居住的知青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说在他们刚来时我们对他们还有些敬畏的话（应当用敬畏这个词），那么现在则只剩下了仇恨。知青们原来是和我们同住在村子里的，后来他们被赶出了村子，散落地住在村外的六间草房里。我们的仇恨是有道理的。他们不会种地，却从我们生产队上分走了一份口粮（这份口粮是公社粮站下发的救济粮，其实在下发时粮站已明确其中有知青们的，但从感情上，我们村上的社员总坚定地认为他们的那份原本是应分给我们的），后来，他们又去偷大队的鸭子，社员们的鸡和口粮……这样说吧，他们把凡是能偷到的东西、能吃的东西都偷来吃了，干涸的漳卫新河上已没有了满身污泥的鸭子，只剩下一片片零乱的羽毛。很后，社员们咬牙切齿地把自家养的鸡鸭，硕果仅存的几只鸡鸭全部给杀了，那场面如同杀的是他们儿子。可这是很好的办法，那些知青根本让你防不胜防，别看他们一副摇摇晃晃弱不禁风的样子，可在逃跑的时候他们却能跑得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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